由 Maximilian 
許可證的哲學辯證：從寬鬆到Copyleft，一場自由的進化？
自由軟體的雙面刃：寬鬆與Copyleft的權衡
在自由軟體的世界裡，許可證就像一把雙面刃，左右著創作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寬鬆許可證，例如CC0或MIT，宛如一位隨和的朋友，允許你隨意取用、修改、散佈，唯一的要求只是在你的作品中標明出處。這就像在派對上拿了一塊蛋糕，只需說聲「謝謝」即可。
而Copyleft許可證，例如CC-BY-SA或GPL，則更像一位嚴格的老師。它同樣允許你自由取用，但如果你基於這些作品進行創作，並將其分享出去，就必須以相同的許可證發佈，確保其他人也能享有同等的自由。GPL更進一步，要求你公開源代碼，就像把蛋糕的配方也一併分享，讓大家都能學著做。
簡單來說，寬鬆許可證是「分享給所有人」，而Copyleft許可證則是「只分享給願意分享的人」。這種區別，在道德層面和實際應用上，都引發了無數的爭論。
初識自由：為何我曾是寬鬆許可證的死忠粉？
回想當年，我對自由軟體的熱情簡直就像剛學會騎腳踏車的小孩，恨不得讓全世界都知道。那時的我，堅信寬鬆許可證才是王道。原因很簡單：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被最大程度地採用和傳播。寬鬆許可證就像一張通行證，讓任何人都可以毫無顧忌地使用我的作品，不必擔心法律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對开源抱持懷疑態度的企業，我不想因為許可證的問題，阻礙他們使用我的作品。
再者，我對版權本身就抱持著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感。在我看來，版權就像一堵牆，阻礙了知識的自由流動。兩個人私下分享一些數據，竟然會被視為對第三方的犯罪？這簡直是荒謬至極！當然，我知道完全放棄版權在法律上非常複雜，所以寬鬆許可證成了我最接近「不主張版權」的選擇，一種最大限度追求自由的方式。
版權的悖論：以自由之名，行約束之實？
GPL：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反擊，還是過度干預？
我一直很欣賞Copyleft「以版權制版權」的理念，這簡直是一種精妙的法律詭計。它就像武俠小說裡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用版權的力量來保護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我信奉的自由主義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自由主義主張，除了保護人民免受暴力侵害之外，不應使用任何暴力手段。Copyleft也是如此，它將自由本身奉為神聖，任何侵犯自由的行為都令人反感。即使你覺得別人之間的自願性關係非常詭異，你也不能干涉，因為干涉自由本身就是一種罪惡。
然而，GPL式的代碼版權，在我看來，卻超越了「以版權制版權」的極簡概念。它不僅僅是用版權來保護自由，而是用版權來「強制公開源代碼」。雖然這種強制是為了公共利益，而非為了牟取授權費用，但它仍然是對版權的一種激進使用。想像一下，你辛辛苦苦寫了一段代碼，卻被強迫公開，讓所有人都能看到，甚至修改。這就像你精心烹調了一道菜，卻被強迫分享食譜，甚至被別人批評你的廚藝。
對於更嚴格的AGPL等許可證而言，這種情況更為明顯。即使你的衍生作品只是通過SaaS（軟件即服務）提供，從未公開發布，仍然被要求公開源代碼。這簡直是霸道至極！這就像你開了一家餐廳，即使你沒有把菜譜印成書出售，仍然被強迫公開你的獨家秘方。
寬鬆許可證的妥協：擁抱企業，還是助長壟斷？
那麼，寬鬆許可證呢？它看似更加自由，更加開放，但實際上，它真的能帶來更多的自由嗎？我曾經認為，寬鬆許可證可以促進我的作品的傳播，讓更多的人使用。但現在我開始懷疑，寬鬆許可證是否反而助長了壟斷。
企業往往不願意使用Copyleft許可證，因為他們不希望被迫公開自己的源代碼。但他們卻很樂意使用寬鬆許可證，因為他們可以隨意修改、封閉、甚至將其商業化，而無需付出任何代價。這就像企業免費拿走了你的創意，然後將其變成自己的產品，再高價賣給你。這公平嗎？
或許，寬鬆許可證只是一種妥協，一種為了換取短期利益而犧牲長期自由的選擇。或許，我們需要更強硬的手段，來保護自由軟體的未來。
時代的巨輪：為何我幡然醒悟，倒向Copyleft？
开源已死？當道德呼籲淪為空談
我從對寬鬆許可證的偏愛轉向支持Copyleft，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經歷了兩大行業變革和一次哲學觀念的轉變。首先，也是最令人扼腕的是，曾经高舉理想主義大旗的「开源」精神，似乎正在逐漸褪色。开源精神本應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分享和協作，一種基於共同利益的自願行為。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將开源視為一種獲取利益的手段，而非一種追求自由的方式。道德呼籲，例如「請公開代碼」，在這種逐利的大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曾經，我們相信只要證明开源的優越性，就能夠感化那些封閉的企業，讓他們主動擁抱开源。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太過天真。在商業利益面前，道德往往不堪一擊。當企業發現他們可以免費使用开源代碼，卻不必公開自己的修改和改進時，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這就像一群飢餓的狼，發現了一塊沒有主人的肥肉，他們會選擇分享嗎？當然不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撲上去，撕咬吞噬。
加密貨幣的墮落：當自由淪為逐利的工具
其次，加密貨幣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逐利性也愈發明顯。原本，加密貨幣被視為一種去中心化的、自由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貨幣。但隨著比特幣的暴漲，越來越多的人湧入這個領域，目的不是為了追求自由，而是為了賺錢。ICO（首次代幣發行）成為了一種圈錢的工具，各種空氣幣、傳銷幣層出不窮。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已經無法再單純指望人們出於善意主動开源。
推廣开源不能僅靠道德呼籲，還需借助Copyleft的「硬約束」，僅向同樣开源的開發者開放代碼權限。這就像建立一個會員制俱樂部，只有願意分享的會員才能享受俱樂部的資源。Copyleft就像一扇閘門，將那些只想免費索取而不願付出的投機者擋在門外，確保开源的成果能夠回饋到开源社區。我不是說所有加密貨幣項目都是騙局，但這個領域的貪婪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如果我們不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开源精神將在這個領域徹底淪喪。
規模經濟的陷阱：當壟斷成為必然，我們該如何自救？
格倫・韋爾的警鐘：純粹產權制度的末日？
第三個，也是最深刻的轉變，源於格倫・韋爾（Glen Weyl）的經濟理論。他讓我意識到，在存在超線性規模回報的情況下，羅斯巴德/米塞斯（Rothbard/Mises）式的嚴格產權制度，可能並非最佳選擇。這就像一個警鐘，提醒我們過於強調個人產權，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走向崩潰。韋爾認為，最佳政策需要一定程度地主動推動項目，使其比原本狀態下更开放，才能避免最終被單一主體控制一切的命運。
我曾經是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相信市場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但韋爾的理論讓我開始反思，在規模經濟的影響下，市場是否真的能夠維持公平和競爭？如果一個企業擁有的資源是另一個企業的兩倍，它所取得的進展可能遠遠超過兩倍。這樣一來，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壟斷。這就像一場賽跑，起跑線上領先的人，會越跑越快，最終把其他人遠遠甩在身後。
超線性規模回報：一個關於資源掠奪的數學模型
從根本上講，如果假設存在規模經濟，通過簡單的數學推理就能明白，非零程度的开放性是避免世界最終走向由單一主體控制一切的唯一途徑。規模經濟意味著，要是我擁有的資源是你的 2 倍，我能取得的進展會超過 2 倍。如此一來，到明年，我的資源可能會變成你的 2.02 倍，長此以往……這種指數級的增長，最終會導致資源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
左圖展示了一種比例增長模式，即使初始階段存在細微差異，最終仍然保持微小的差距。而右圖則展示了一種規模經濟增長模式，初始階段的細微差異，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巨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僅是資源上的差距，更是機會上的差距，甚至是生存上的差距。
失衡的徵兆：當擴散效應不再可靠
從歷史角度看，遏制這種失衡趨勢失控的關鍵因素在於：人類無法逃避進步的擴散效應。人才在企業與國家間流動時會攜帶創意與技能；窮國可通過與富國貿易實現追趕式增長；工業間諜活動普遍存在，使創新難以被絕對壟斷。但近年來，多重趨勢正威脅著這種平衡，同時削弱了遏制失衡增長的傳統因素：技術進步呈超指數級加速，國家內部與國家間的政治不穩定性加劇，現代軟硬件產品具備封閉化能力，以及規模經濟的天然限制被削弱。這些變化，正在加劇企業與國家間持續甚至自我強化的權力失衡。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失衡，並採取有效的措施來加以遏制。
政府之手：強制擴散是解藥，還是毒藥？
Copyleft：一個更優雅的解法？
我愈發認同，我們需要更強力的措施，主動激勵或強制推動技術擴散。各國政府近期的一些政策，可以視為對技術擴散的強制性干預，雖然這些政策往往帶有政府干預的弊端，但它們的確能激勵更高水平的技術傳播。而Copyleft，在我看來，則是目前最普適、最中立的技術擴散激勵機制，既能收穫上述政策的積極效果，又能規避其諸多弊端。它不偏袒任何特定主體，也無需中央規劃者主動設定參數。
USB-C的強制統一：歐盟的善意，還是霸權？
歐盟強制要求統一使用USB-C接口，這可以視為一種瓦解封閉生態系統的嘗試。蘋果的Lightning接口，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封閉的、與其他技術不兼容的生態系統。歐盟的這一舉動，旨在打破這種壟斷，讓消費者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設備和充電器。但也有人認為，這是歐盟的霸權行為，干涉了市場的自由發展。這種爭論，也反映了強制技術擴散政策的兩面性。
技術轉移：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恐懼？
中國的技術轉移強制規則，一直以來都備受爭議。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通過強制技術轉移，竊取了他們的知識產權，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但中國則認為，技術轉移是一種互利共贏的合作方式，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無論真相如何，技術轉移都是一種強制性的技術擴散方式，它背後隱藏著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競業禁止：美國的覺醒，與矽谷的焦慮？
美國禁止競業禁止協議，我個人非常支持這個政策。競業禁止協議，限制了員工在離職後到競爭對手公司工作，這實際上阻礙了人才的流動和知識的傳播。禁止競業禁止協議，迫使企業的隱性知識通過人才流動實現「部分开源」。雖然保密協議仍然存在，但實際執行中漏洞百出，人才的流動仍然可以促進知識的擴散。矽谷的企業，對此感到焦慮，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核心技術會被競爭對手竊取。但從長遠來看，禁止競業禁止協議，有利於整個行業的創新和發展。
在我看來，以上這些政策的弊端，往往源於其政府強制性政策的本質，導致它們會優先激勵那些嚴重傾向於本地政治和商業利益的傳播類型。但它們的優勢在於，它們確實能激勵更高水平的技術傳播。
結論之前：Copyleft的局限與未來
自由的真諦：一場永無止境的探索？
這些觀點並非絕對。在「最大化普及」的場景中，寬鬆許可證仍然有其價值。例如，一些簡單的工具或者只需要讓盡可能多的人使用的程式碼，寬鬆許可證可能更適合。但總體而言，Copyleft的綜合效益已經遠超15年前。當年選擇寬鬆許可的項目，如今至少應該考慮轉向Copyleft。時代變了，環境也變了，我們不能再抱殘守缺，墨守成規。
遺憾的是，如今這個「开源」標誌所代表的含義，已經與原意全然無關。它被濫用、被曲解、被商業化，失去了原本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對自由的追求。在未來，我們或許能擁有开源汽車，而Copyleft硬件或許能助力這一願景的實現。這是一個充滿挑戰和希望的未來，我們需要不斷探索、不斷反思，才能找到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自由的真諦，或許就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探索，一場需要我們所有人共同參與的旅程。 即使前路漫漫，佈滿荊棘，我們也不能停下腳步，因為我們相信，自由的曙光終將到來。